河源华锋迟到的影像，长存的铁证：电影《731》上映，重探“鲁西无人区”

　　9月18日河源华锋，电影《731》在全球多地上映。影片聚焦抗战胜利前夕，在哈尔滨平房区秘密开展细菌战研究，并以活人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日军731部队，直面战争中最晦暗的角落。

　　731部队的罪恶，只存在于影片中的“平房区”吗？那些从实验室走出的“恶魔”，又曾在中华大地制造了怎样的人间炼狱？今天，就让我们借由这部电影，去推开一扇名为“鲁西细菌战”的沉重大门，重探那段深埋在齐鲁大地、被刻意制造的“大屠杀”。

　　—银幕之外的血泪之地—

　　1500平方公里成为“无人区”

　　1943年秋，日军发动“十八秋鲁西作战”行动。这场由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策划、731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直接指导的大规模霍乱细菌战，将731部队的理论研究，变成了华北平原上一场真实的灾难。

　　准备工作从当年4月已经开始，日军秘密召开会议，石井四郎明确提出“无视国际影响，使用大量细菌武器”。随后，驻华北细菌部队开始加紧生产以霍乱菌为主的生物武器。战犯长田友吉后来供认，当时仅一个培养室的设备“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人类杀光”。

　　1943年8月，久旱的鲁西地区普降暴雨，卫河水位暴涨。一场“天灾”与“人祸”的结合被精准地制造出来。

　　他们的战术极其恶毒：日军一方面利用飞机和地面部队，在卫河流域及鲁西、冀南各县投撒大量霍乱细菌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掘开卫河、漳河等多处河堤，人为制造洪水。

侵华日军在鲁西活动时印刷的出版物

　　滔天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田野，更成为了霍乱细菌最高效的传播载体。生命之源的河流，一夜之间变成了流淌的死亡。当时的惨状，就连日军随军军医柿添忍都在报告中承认：“无论走到哪个村子，都在流行霍乱……连宿营的地方也找不到。”

　　那么，这场人间炼狱到底造成了多大伤害？根据战后档案中日本战犯的供述，这场细菌战造成冀鲁豫三省交接处超过20个县受灾、42余万人死亡，1500平方公里成为“无人区”。这是日军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、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。

　　42万。这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屠杀。

　　作战结束后，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炮制了一份《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》。在这份报告里，他们将人为投毒说成“霍乱自然发生”，将在中国的“抵抗试验”美化为“霍乱防疫”，并厚颜无耻地总结“经验”，为未来的细菌战制定对策。

　　罪行，就这样被谎言层层掩盖。

　　—未愈的伤痕—河源华锋

　　与时间赛跑的幸存者

　　“早上发病，挺不到天黑就死了。”山东临清的亲历者刘锡文回忆，他的一个伯父早上去埋葬因瘟疫去世的邻居，等回来腿就动不了了，夜里不到十点人就没了。幸存者的记忆，是一连串模糊而痛苦的画面：突然决堤的大水，莫名其妙的怪病，成批死去的亲人。

　　河北馆陶县的景富贵老人，八口之家在一个半月内死了五口，只剩他和两个年幼的姐弟。他指着黑白照片里逝去的亲人，泣不成声：“腿撑不开了，胳膊撑不开了……”这些幸存者，大多没有能力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苦难。他们的经历，正如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团团长王选所说，是“未被写入中华民族历史的那一部分”。

临清发现的侵华日军遗留的铜壶

　　这种遗忘，不仅仅存在于鲁西。在浙江丽水，91岁的侵华日军丽水细菌战受害者池素娇，在镜头前泣不成声：“不是我们一家几个人的官司，这个是民族的官司。”在湖南常德，幸存者张礼忠，一家13口在日军投下的鼠疫菌中死了10人。他用二十余年的时间，自费十余万元，骑车走村入户，整理出7643人的死亡名册，6次赴日诉讼。他和其他幸存者一样，在与时间赛跑。“1997年我们有61位原告，现在（2017年）只剩下21位。”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副会长徐万智的叹息，道出了所有受害者的困境：正义未到，而生命正在凋零。

　　他们的坚持，是为了让世界知道，细菌战的伤害从未停止。它留下的不仅是残疾的身体，更是世代的创伤和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　　—影像的责任—

　　为何我们必须“重映”历史？

　　正是因为有太多这样不该被遗忘的故事，影像的记录才显得尤为重要。电影《731》的上映，更像一场迟到的集结，将散落的个人记忆，汇聚成一份民族的共同档案。

　　这部电影的诞生，本身就是一场长达11年的“抗争”。导演和团队查阅了近8000页解密的731部队报告，和423小时的原队员供述影像。导演赵林山说：“从一个人的记忆到一群人的记忆，从一个城市的记忆到一个国家的记忆，未来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全世界的记忆。这是一种传承。”

　　有了研究学者和史料的支撑，这部电影就不再仅仅是艺术创作，它更承担起了一份历史责任：用影像为那些无法言说的受害者作证。

　　电影上映前后，镜头之外的现实世界，一场关于历史记忆的博弈也正在上演。

　　一方面，是日本官方的持续性消极态度。近年来，日本外务省持续投入巨额预算，用于向国际社会宣传其所谓的“正确形象”，包括修改海外教科书中关于“慰安妇”的记载。在《731》上映之际，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布“安全提醒”，部分日本人学校甚至改为在线授课。这种姿态，与其说是警惕，不如说是心虚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是日本民间涌现出的反思声音。在电影相关新闻下，不少日本网民呼吁：“这部电影应该在日本上映，我们必须了解并思考这段历史”。这种来自民间的清醒声音，与官方的回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　　这种博弈本身就说明，直面历史，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它需要真相的力量，也需要道德的勇气。

　　《731》上映，重提鲁西的悲剧，绝非沉湎苦难或仇恨叙事。历史的意义，在于警醒未来。铭记731部队的罪行，是在捍卫《日内瓦公约》所代表的人类文明底线，是为了确保这种反人类的罪行永不重现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铭记历史，是为了完成从“受害者”到“守护者”的转变。回望1943年的鲁西，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无力保护其人民的悲惨现实。而今天，我们能够安坐影院直面这段历史，其背后是一个强大国家提供的安全与尊严。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警示：落后就要挨打，强大方能卫国。“勿忘国耻”的最终落点，必然是“吾辈自强”的现实行动。

　　电影片长有限，但它所激发的回响应当无限。电影《731》是一个起点，而非终点。它提醒我们，硝烟虽散，铁证仍在。当我们为银幕上的罪行感到愤怒时，更应记住，在鲁西，在常德，在中国的许多地方，有着更为广阔、更为惨烈的真实罪案现场。

　　不忘过去，方能无畏将来。